“谁说的，你站出来！”当周总理在国防工办的会议上，大声质问了三次后，现场鸦雀无声。没有人敢站出来，粟裕再一次挺过了政治风暴中的冲击。

“今天的会是什么内容？”1958年5月，粟裕接到军委的开会通知后，询问秘书鞠开。鞠开表示内容没有提前打招呼，结果等粟裕打了之后，才发现会议的矛头都在自己身上。

粟裕感到很突然，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，有的元帅甚至都没搞清楚事情的经过。会议结束后，饱受“指责”的粟裕倍感压力，将自己关在家里整整7天，苦思冥想如何去检讨。

之后，粟裕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作了8次检讨，每次都要痛苦地说一些违心的话，粟裕稍加解释，就会招来更加严厉的批判。

一而再地检讨不过关，粟裕只能向自己的妻子楚青求助。

其实，楚青对于粟裕在军委会上的遭遇并不知情。那天早上她刚准备出门上班，粟裕突然走出来，低声让楚青请一天假，让她帮帮忙。说着，粟裕拿出一叠会议简报，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帮我写个检讨吧，我自己下不了手，只要能通过，怎么写都可以。”

楚青随手接过简报，但里面的内容让她大吃一惊。为了不让粟裕被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，楚青不顾实际地写了一份检讨，将强加到粟裕身上的错误统统兜了下来。

就是楚青写成的这一份检讨，让粟裕顺利在大会上“过了关”。回到家之后，粟裕冷冷地告诉楚青，他在会上的“检讨”通过了。但这件事也成为他们夫妻往后生活中争吵的点，粟裕经常因为难以控制痛苦的情绪，而忍不住责备楚青：

“你为什么把我写成那样？简直不成样子！”

粟裕的“检讨”通过之后，总参谋长的职务也随即被解除。很快就有同志上门，要求粟裕将自己保管的手枪交出来。从战争年代开始，粟裕就爱好保存手枪，很多珍藏都有着特殊的意义，如今让他将自己的枪全部交出，粟裕痛苦地问道：

“我们这些打了一辈子仗的人，连一支手枪也不能留了吗？”

“搞运动了，先把枪集中起来保管，等运动结束以后再还给你们。”粟裕听罢当了真，将自己保存的手枪全部交了出去，还不忘叮嘱要替他好好保管，结束了再还给自己。

就这样，戎马一生的粟裕不但没有了枪，还即将被推上另一个更加复杂的战场。

很快，粟裕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，来到了军事科学院，协助叶剑英工作。自此，粟裕在军事科学院一待就是20年，度过了自己的晚年。

1966年政治风暴开始后不久，周总理亲自找他谈话，告诉他“毛主席说，粟裕有战功！”让粟裕暂时脱离了艰难的处境。之后，毛主席亲自指示，任命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事代表。

为了让粟裕能够继续在军内站住脚，周总理安排他担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，并推举他成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。尽管此时的粟裕由周总理直接领导，但粟裕进入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后，处境还是艰难的。

面对巨大的干扰，粟裕一改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性格，巧妙而大胆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。同时粟裕还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，无论大事小情，都按照周总理的指示，亲自抓落实，并且及时地向周总理反映情况。

但由于形势不断地恶化，粟裕在国防工业的工作不到一年时间被迫停止，国防工业军管小组也宣告解散。

1970年初，周总理再一次召见粟裕，让他继续留在国务院，分管铁路、交通和邮电部门的工作。粟裕请求周总理替自己向毛主席报告，将来一旦打起仗来，他还要求重新上前线。

“那当然，要打仗，少不了你粟裕司令员！”周总理当即回答道。

不久，粟裕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，建议在二三年内将大小三线地区的中小型水电站建设起来。周总理看过报告后，安排他前往西北、华北边疆，了解边防情况，学习地方工作。

喜出望外的粟裕当即动身，开始了近50天的考察。每到一个基层点，粟裕都会同大家亲切交谈，鼓励他们排除干扰，联合起来搞好生产，搞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。

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，粟裕还冒险前往边界察看实际地形和设防情况，令边防战士和基层干部大为感动：“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，还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首长来过呢！”

这一次行程近万公里的考察，让粟裕对边防建设存在的问题非常吃惊。回京之后，粟裕如实向中央反映了情况，并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。周总理听过汇报后说：“我同意你的意见。”

1972年春节前夕，天津港发生压船压货的严重问题，周总理立即指派粟裕前往天津解决。粟裕冒着严寒视察完码头，看望过船员后，组织干部工人召开座谈会，共同商讨解决的办法。

在粟裕的引导和鼓舞下，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。

为了彻底改变我国港口落后的面貌，粟裕深入沿海各个主要港口进行实地调查，并提出了改进意见。为了能让这一方案落实，周总理委托粟裕担任组长，领导开展大建港项目。

1974年粟裕因病手术之后，仍不顾虚弱的身体，经常找人了解黄埔港的修建情况。粟裕顶着政治风暴的压力，批准给远洋船员增加生活补贴，重新确定船员的出国费用，坚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，在黄埔港试行计件工资制。

在粟裕的领导下，大建港项目在三年内新建了10个3000吨级以上的船坞，扩建、新建修造船厂、船舶配套厂14个。那一段时期也被称为水运部门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1975年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和叶剑英交给粟裕一项特殊任务，南下部队搞调查研究，向军队打招呼，警惕军队被搞乱。接到命令后，粟裕立刻南下，每到一处都提醒部队的负责同志，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，保证部队百分之百置于党的领导之下。

赶在军委扩大会议前夕，粟裕返回北京，将考察情况作了汇报，并向邓小平和叶剑英作了口头汇报。对于粟裕的调查情况，邓、叶两位首长都非常满意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，还引用了粟裕的一些观点和材料，对军队领导班子调整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。

会议结束后，粟裕参加以叶剑英为首的6任领导小组，对军队领导班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加强。周总理病重后，邓小平开始遭受巨大的冲击，粟裕曾对一位看望他的领导坚定地说：

“现在周总理病重，我们要坚决地按小平的指示去做。”

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保护，粟裕在十年政治风暴期间，才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，不但能够开展工作，还能出席很多重要会议，甚至还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。

但对于粟裕所谓的“问题”，组织上却迟迟没有盖棺定论，让粟裕恢复名誉的道路叶遥遥无期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粟裕多次给中央写申诉报告，并当面向中央领导人作陈述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，粟裕始终没能等来一个正式的结果。

1981年粟裕突发脑溢血之后，身体情况不断恶化，粟裕也无心再去争取，直至3年后离开人世。粟裕去世后，讣告和所有的纪念文章，都只谈粟裕的贡献，避开了粟裕蒙冤的敏感问题。

1994年，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同时发表了刘华清、张震共同署名的文章《追忆粟裕同志》。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，给已经逝去的粟裕有了一个正式的结论：

“1958年，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，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。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错误。这个看法，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。”